公元560年，北周武成二年四月之际，宇文护这位权倾一时的朝臣，经过长时间的权衡，终下决心要以毒酒除掉不太顺从的周明帝宇文毓。为此目的，他召来一名名唤李安的厨师，密令其在周明帝的膳食中悄然投毒。

然而，周明帝对此一无所知，反倒在暗中筹谋如何从宇文护那里夺回大权。

数日后，一向体魄强健的周明帝竟骤染重病，医者束手无策。念及与宇文护数载的嫌隙，他当即洞悉了幕后黑手。意识到自己即将步兄长后尘，为防宇文护未来夺权篡位，周明帝在弥留之际，拼尽全力，口述遗诏，毅然决定将皇位传给四弟鲁国公宇文邕，从而粉碎了宇文护的篡谋。

宇文护原本意图扶植周明帝年仅两岁的长子宇文贤登基，以便自己继续辅政并紧握大权，但而今面对已届成年的宇文邕即位，他又以何名目继续占据皇位呢？

由于这是周明帝留下的遗诏，他无法擅自更改，只能无奈接受宇文邕登基为帝，即周武帝。

对周武帝而言，这皇位无异于一个危机四伏的火山口，非但没有实权在手，还时刻面临生命威胁。算上西魏的傀儡皇帝恭帝元廓，宇文护已手刃三君，多他一个也不多，故而首要之务便是避免触怒宇文护，其次便是设法重夺大权，最好能设法将其铲除。

毕竟一日未掌皇权，内心便一日难安，终究因无权在握，只能任由宇文护摆布，如同软柿一般。

正当周武帝为自保之计犹豫不决之际，宇文护那边同样也是满腹委屈，难以言表。

首要之患乃北齐之威胁，坦白而言，就国力而言，北齐远超北周，两者堪称不共戴天之敌。这股强大的外来军事重压，迫使北周行事需谨慎万分，尤其对他这位大冢宰而言，所承受的压力更是非同小可。

再者，便是自己屡次行弑君之举，所引发的政治信誉严重受损之困境。

此外，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应对周武帝，毕竟他已长大成人，自己继续摄政已失去正当性。鉴于自己与皇室间的不共戴天之仇，若交权无异于自寻死路；不交权虽可勉强维持，但缺乏摄政的合法依据，必将招致天下万民的非议。

因此，于武成二年，即公元560年之时，不论是名义上的君主周武帝，还是真正执掌大权的宇文护，均面临着颇为艰难的境遇。

周武帝并非懦弱之人，实则深谙时机未至不宜妄动之理，在力量悬殊之时，采取韬晦之策实为明智之举。故而，他一登基便颁布诏令，任命宇文护“统管中外军事，令五府归于天官之下。”

这一行动意在扶持宇文护继续执掌朝政，并且默许他在自己的霸府居所中为宇文肱建立一座分庙，便于他进行祭奠活动。

这既能体现出自己对宇文护的让步，同时也是在与宇文护展开交涉与筹码交换，意在让宇文护不要过分相逼，从而为自己争取筹划的空间。至于周武帝打算在哪里筹谋布局？无疑，那便是禁军之中。

在北周的六官体系内，存在着三个统率宿卫禁兵的要职，它们是小司马以及左右宫伯中大夫，其中，左右宫伯隶属于天官府麾下，与小司马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

早先，孝闵帝宇文觉曾设法联络宫伯，意图铲除宇文护，未料，宫伯中的张光洛却向宇文护透露了此计，而小司马尉迟纲本就是宇文护的心腹。得知消息的宇文护迅速且果断地废黜了宇文觉。

由此可见，这三个职位的至关重要性，一旦掌握它们，便等同于掌控了北周的皇城。

至于后周明帝，他同样有意从禁军着手布局。在天和四年（569年），小司马尉迟纲逝世后，明帝随即委以蔡佑该重要职位。

蔡佑曾在禁军中供职，与周明帝交情颇深，同时，他也曾力劝孝闵帝宇文觉勿要诛杀宇文护，此举深得宇文护的赏识。正因如此，当蔡佑被任命为小司马时，宇文护并未提出异议。

蔡佑在小司马的职位上未及久任便离世，随后，柳敏接过了这一重任。

柳敏作为宇文泰的心腹，得以赐姓宇文，然而他与周明帝及宇文护之间交往甚少，在外界眼中，他大致保持着一个中立的立场。

与蔡佑截然不同的是，柳敏从未涉足禁军职务，其过往履历仅限于监制国史的重任，这般背景又何以能胜任关键的小司马一职呢？

原本柳敏与身为鲁国公的宇文邕交情颇深，能借由宇文邕的影响力运作。表面上，柳敏与周明帝似乎并无深交，让他出任小司马一职可避免过度触动宇文护的敏感神经，而私下里，他则利用与其弟的关系暗通款曲，逐步渗透至禁军之中。

这番细微心思又怎能逃脱宇文护那双狡黠的眼睛？不久之后，宇文护便对周明帝下了毒手。

周明帝逝世后，宇文护依然紧握这些关键职位的大权。

对刚登基的周武帝而言，要确保自身安全，必须掌控这三个职位，借此力量掌控禁军，进而铲除宇文护，可谓一石二鸟。

至于宇文护，弑君所引发的重大政治风波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若干妥协，以此作为化解当前危机的途径，所以在这个关头，他对周武帝展现的善意颇为赞许。

由于周武帝明确表态支持其摄政，这不仅为他的执政赋予了合法性，而且有效地减轻了弑君行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整体来看，这无疑是一个相对有利的局面。

若周武帝遭致过分紧逼，双方或将玉石俱焚，终致得不偿失之局。故而，宇文护在深思熟虑后，未继续对周武帝施压，略微放宽了对宿卫禁军的钳制，从而使得周武帝得以有些许周旋之余地。

如此一来，柳敏的小司马之职暂且得以存续，且有机会将心腹宇文孝伯与王轨纳入宿卫体系之中，尽管二者的起始职位相对较低。

首先被纳入宿卫体系的是宇文孝伯，他被委以正三品的右侍上士之职，意在令其陪伴自己研读诗书。

顺便提及，北周时期对官制进行了改革，依据命数来确定官员的品级，其中九命为最高等级，等同于一品；而一命则为最低等级，相当于九品。在此体系下，正三命的右侍上士并不算是显赫的高官，其权力也相当有限。因此，对于宇文护而言，一个正三命的官职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尽管宇文护洞悉了周武帝的微妙意图，但他仍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协。

当宇文孝伯出任右侍上士之时，周武帝亦委以心腹王轨为前侍下士一职，此职位阶更低，仅享正一命之尊，位卑职微，无需向宇文护多言，径行任命便是。

至此阶段，周武帝仅指派了两名亲信加入宿卫体系，且他们的职位均不高，所能施加的影响颇为有限。

当周武帝在登基后的次年更改年号时，他颁布诏令，令文武百官各自晋升四级，王轨借此契机晋升为左侍上士。然而，依据当时的情境分析，给予百官晋升的命令实则是宇文护为笼络并安定文武官员之心而采取的手段，意在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

未曾料到，此番改元所带来的恩赐，意外促成了王轨的晋升，这引起了宇文护的瞩目。不久之后，他便寻了个缘由，将王轨调任为内史上士一职，即专门负责传达皇帝诏令之人，手中并无调兵遣将之权。

对宇文护而言，宇文孝伯终归同属宇文一族，加之周武帝命其伴读左右，他自是无从置喙。然而王轨身为外姓之人，岂能轻易容其涉足宿卫之职？

由此可见，宇文护同样深谙宿卫系统的重要性，并且自始便紧握不放，若非因弑君事件引发的政治动荡，他绝不会轻易松此口。

鉴于当前形势，周武帝选择了克制，没有过多插手，而是继续韬光养晦，待风波平息，便提拔李弼之子李椿为左侍上士。相较于王轨家族，李弼家族的分量无疑更重，毕竟乃六柱国之一。让六柱国之一的家族成员出任正三品的左侍上士，宇文护总得有所顾忌吧！

且李弼昔日力挺宇文护摄政，无论是地位还是私交，宇文护均无由拒绝，于是李椿得以入宿卫，其后周武帝频施手段拉拢，终使其心向己方。

由此可见，周武帝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策略，犹如温水煮青蛙，虽无法立即全面掌控宿卫系统，但通过安插亲信于右侍上士与左侍上士这些中层职位，至少能确保自己寝宫的安全无虞。同时，也让王轨得以跻身内史系统，尽管职位不高，但终究是自家人，值得信赖。

至于宇文护，尽管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他而言，这些妥协是值得且可接纳的。毕竟，周武帝已公开表示他将持续摄政，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加之宿卫兵权依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中，他相信周武帝难以掀起什么大风浪。

至于另外两个关键职位——左右宫伯中大夫的人选如何？左宫伯之职，初由保持中立态度的原北魏宗室元定出任，然而自保定三年（563年）始，此位转由与周武帝有姻亲关系的窦毅接掌。至于右宫伯，则是与宇文护有联姻之谊的于顗（于谨之孙）担纲，而在他之前，此职位由于谨之子于翼所占据。

宇文护为何减少对左宫伯这一关键职位的把控？缘由在于周武帝采取的隐匿锋芒策略。

自周武帝颁布诏令，命宇文护续掌摄政大权以来，他对外展露的姿态便是对国政毫无觊觎之心，终日沉浸于书卷之中，甘于充当一位傀儡君主。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极力逢迎宇文护，还特别强调诏书中不得提及宇文护之名。每当宇文护踏入宫廷，周武帝为表敬意，总要起身与他交谈。

侯莫陈崇于梁国公之位，对宇文护多有微词，宇文护则当庭斥责之，此举看似训诫，实则暗中削弱了宇文护的警觉，使其心神分散于北齐边患、突厥侵扰及母亲归国等事宜，与此同时，周武帝借此契机，悄然推进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与部署。

保定三年（563年）三月，周武帝骤下诏令，规定文武群臣上朝须持笏，这看似微末的礼仪之变，宇文护并未予以重视，殊不知自己最终竟丧命于这笏板之下。

翌年十月，宇文护统领十万大军东进，不料遭北齐骁将段韶重创，致使其声望严重受挫，迫不得已上疏请罪，实则此请罪之举非出真心，不过是权宜之计，意在重获人心，试问何人敢轻易治他的罪？周武帝照旧予以宽解，宇文护却暗自忧虑武帝会以此为契机插手宿卫之事，于是加紧了对宿卫体系的掌控。

首要之事乃是小司马的任命，此刻的小司马柳敏身染沉疴，宇文护遂将他调任至鄜州刺史之职，然其病势沉重，实难赴任，此举无异于将其罢黜，而接替其位者，乃是立场中立的辛威，对此变动，周武帝并未提出异议。

在驱逐柳敏之后，宇文护紧接着将目光投向了李椿。原因在于保定六年（566年），周武帝再度更新年号，百官官职普遍晋升四级，而李椿若依此晋升，将足以担任位至正五命的左右宫伯之职，这岂是宇文护所能容忍的？因此，即便冒着得罪李弼家族的风险，他也决心清除这位周武帝的亲信。于是，李椿被调离至蒲州任职。

左侍上士一职空缺后，周武帝便委任了高琳的儿子高儒来填补此位。在外界眼中，高儒并非周武帝的心腹之人，而宇文护对此任命也未提出异议。不过，关键在于高儒与宇文神举是表亲关系。当然，那时的宇文神举同样保持着中立立场。

抵达此地后，宇文护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宿卫系统的掌控，周武帝则不得不持续保持克制。

按理而言，宇文护在伐齐受挫后理应着重休养整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竟意图从南陈那里谋取利益以提升声望。一场针对陈国的征战最终也以失利告终，这更进一步削弱了宇文护的威望。如此境况之下，宇文护的危机意识骤然加剧，他索性任命外甥叱列伏椿为左宫伯，同时将窦毅调任为小宗伯，此举实则将他排挤出宿卫的核心圈子。

见宇文护强化宿卫掌控，周武帝察觉到局势不妙，随即提出让禁军中享有威望的于翼取代辛威，担任小司马一职。

于谨逝世后，宇文护深感威胁，不敢轻易将于翼置于关键职位之上，尤其是鉴于于翼与周武帝交情匪浅，更觉不宜委以重任。于是，他安排于翼出任小司徒一职，实则将其排除出宿卫体系之外，而由亲信陆逞接替其位。

当前，三大关键职位皆由宇文护之心腹把持，这对周武帝而言无疑是个不祥之兆。毕竟，小司马及左右宫伯中大夫等重要职务皆落入宇文护之手，这意味着北周皇城几乎尽在宇文护的掌握之中，对周武帝的安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恰巧，在这段时间里，右宫伯于顗与宇文护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毕竟，于顗出身于于家，其兄于翼本是周明帝临终前于遗诏中指定与宇文护共同辅政之人。然而，宇文护对此并未放在心上，从未真正让于翼参与辅政。加之于谨的离世，宇文护对于翼的态度愈发不客气，这也使得于顗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一方面与宇文护有婚姻关系，难以疏远；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彻底与家族割裂。最终，他也丢掉了自己的职位。

宇文达，周武帝之胞弟，接掌于顗之位，二人自幼相伴于李贤、李远府邸，情谊深厚，乃至宇文达迎娶李贤之女为妻。而李远之不幸，乃遭宇文护所迫致死，此番错综复杂的人际脉络，宇文护自是心有不甘，未肯轻易应允。然初时，宇文护并未直言拒绝，仅是暗度陈仓，不久后便以宇文神举替换了宇文达，使之执掌右宫伯一职。

宇文神举何人？乃宇文深之从弟也，幼失怙恃，由宇文深抚育成人。宇文深，宇文护天官府之重臣，以其才干出众，声誉颇佳，对宇文神举尤为器重，使之早年得志。然神举与周明帝情谊深厚，与周武帝则鲜有交往，故在周武帝在位之时，他大抵保持着政治上的中立立场。

此人无疑也是周武帝欲结纳的目标，至于结纳的方式？自然是借助挚友宇文孝伯的力量了。毕竟，宇文孝伯之父乃宇文深，两人自幼相伴成长，情谊应当颇为深厚。随后，宇文孝伯出任掌管宗室事务的小宗师，如此一来，无论是明面上还是暗地里，宇文孝伯都能与他有所交集。因此，借由宇文孝伯，周武帝便能隐秘地接近并争取宇文神举的支持。

然而，宇文深于天和三年（568年）逝世，迫使宇文孝伯守孝三年之久，这也使得周武帝在面对宇文护的不断压迫时，难以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只能继续隐忍不发，暗中积聚力量并寻求盟友。

幸亏宇文孝伯正处于居丧期间，宇文护对他疏于防范，这让他得以有机会为周武帝暗中传递消息，除了宇文神举，他还成功争取到了卫王宇文直的支持。

宇文直，那位伐陈未果的主帅，身为周武帝的同胞手足，因宇文护威望跌落而被削去官职。他性格直率却狡黠多变，贪婪狠辣且无赖成性，对战败原因从未有过自省，反而将失官之责全然归咎于宇文护，心中对宇文护充满了怨恨。如此一个在军中占有一席之地且对宇文护心怀不满之人，自然成为了拉拢的目标。

至于宇文护，即便目睹宇文孝伯与宇文直有所交往，亦不会多言，毕竟他们二人皆无官职在身，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至此，经由宇文孝伯的协助，周武帝麾下汇聚了一群低调的亲信，诸如宇文孝伯、宇文神举（身居右宫伯之位）、宇文直、以及高儒（担任左侍上士，值得一提的是，宇文神举之母乃高琳之姊，故而高琳之子高儒与他实为表亲）、还有王轨（其职位已晋升为内史下大夫）。

另外，尚有亲信长孙览，被任命为小右宫伯下大夫，归于宇文神举麾下。

然而对宇文护而言，尽管周武帝已涉足宿卫系统，小司马与左宫伯仍牢牢掌控在他手中，右宫伯宇文神举保持中立，宇文直并无实职，宇文孝伯因丧事在身无法理事，而高儒也不过是个正三命的左侍上士，这些人又能有何作为？正因如此，他才有所戒备。

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防范，周武帝才得以觅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天和六年（571年），丧期结束后，宇文孝伯重返仕途，重拾右侍上士之职。与此同时，宇文护因连番军事挫败导致声望大减，对他心生不满之人日渐增多，迫使他不得不滥授柱国之位以图稳固人心。换言之，当权臣需依赖广封官职来维系支持之时，恰是其权势岌岌可危之兆，这也正是周武帝蓄势待发，准备反击的关键时刻。

自武成二年（560年）至天和七年（572年），周武帝隐忍达十二载之久，终得契机以清除权臣，遂与数位心腹暗中筹划，确立了铲除奸佞的方案。

天和七年（572年）三月十八，宇文护游历归来，重返长安，依例入宫谒见太后。此时，周武帝挺身而出，言及太后年事已高，犹嗜酒如命，身为孝子，屡劝不改，遂恳请大冢宰出面相劝，并随之呈上了劝诫之《酒诰》。

宇文护认为只是提出些规劝并无大碍，于是拿起《酒诰》专心致志地为太后诵读。不料，就在这时，立于他身后的周武帝猛然用笏板重击宇文护的头部。宇文护毫无防备，应声摔倒在地。然而这一击并未能结果宇文护的性命，他仍在地面痛苦挣扎，大声呼救，目光更是紧紧锁定着周武帝。

面对此景，周武帝从容不迫，下令宦官何泉即刻斩杀那人，然而何泉因恐惧未能得手，反倒是宇文直挺身而出，手起刀落，结束了这位权臣的生命。

宇文护亡故之后，周武帝即刻指令王轨起草并发布诏令，稳固时局，并于翌日更定年号为“建德”，广施恩赦，以平息民心。

周武帝在权力被旁落的局面中成功扳倒权臣，无疑上演了一场典范式的权力斗争大戏。

相较于那些被权臣操控的傀儡帝王，周武帝可谓权势微弱的一员，他所面对的，是一位权倾朝野、实现朝代更迭，甚至手刃三帝的绝世枭雄。凭借着隐忍度日与逐步安插少数亲信的策略，这寥寥几位心腹，历经十二年漫长岁月，终为他赢来了亲自执政的契机。

在那争夺皇权的瞬间，非得皇帝本人手持玉笏，自背后突袭不可，即便权臣倒地，亦无人敢上前补上一击，非得皇帝之弟亲身介入。试看其他扳倒权臣的场合，除去曹髦与孝庄帝元子攸的情形，你可曾目睹几位君主，在朝堂之上诛杀权臣，还须得与亲兄弟并肩作战的？

换言之，周武帝夺取皇权的艰辛堪称极致，若是旁人，恐怕早已遭到宇文护的毒手。